“黑天鵝”頻出的時候，人們需要確定性撫慰，更需要奇跡與刺激。剛好，白酒兩個都滿足。

一如茅臺鎮給人的刺激并不比超一線城市的房價少。去年12月，在茅臺國際大酒店一路之隔的小餐館，店主撈出一條4斤重的魚，稱來自赤水河，200元一斤。

同樣的刺激來自于瘋漲的白酒股，A股8支觸及百元的白酒股中，有7支都是在去年破百。這份聚光燈下的灼熱，讓習慣了在深山默默釀酒的企業都無所適從。而他們能做的，似乎只有隱藏好自己的不安，將外界的喧囂當做“彈幕”劃過，完成高端與全國化轉型，以求配得上“預期”。

一家股價破百的酒企工作人員，曾在去年5月私下勸說，不建議這個時候買自家股票，因為白酒行業二季度普遍業績不太好看。但幾個月后，即便二季報沒有一季報亮眼，投資者的狂熱未減分毫——公司大半年的漲幅接近2倍。

“我想到它會漲到這個數，但沒想到漲這么快。”談及手中一支白酒股突然連續漲停，股齡20年的散戶呂文感到一絲“脫離基本面”的荒謬。但她很快就說服自己，“股票就是賭一把，這么多年曇花一現的‘妖股’多的是。”

可走到上市這一步，沒有哪家酒企甘心被時代拋下。香型之爭，產品結構的側重，全國化入場券的申請，都關乎牌局的落座次序——即便白酒業是一個品牌壁壘極高、新人難以融入的江湖。

“股票炒的是預期，每個行業的頭部總是更受歡迎。”呂文如此認為。

也正是如此，為了符合價值投資規律，也為了在行業向頭部集中的趨勢下占有一席之地，業內業外資本紛紛遠赴貴州尋找醬酒廠、一年賣大幾十億光瓶酒的品牌決心發力千元價格帶、省內做到渠道排他的龍頭堅持北上“硬剛”。

而資本市場總是先行一步，將這些“轉型”的成果提前兌現。自稱20年前比茅臺還高端的酒鬼酒，一直想走出湖南。盡管營收排名常年倒數，但過去一年股價漲幅最為驚人。其股價從去年4月的25.53元低點，一路最高漲到232.18元。

高昂的股價像旗幟，但追隨者又擔心這或許只是一場代價不菲的海市蜃樓。因為產業鏈上的每一個主體，包括與酒企相互牽制的經銷商和機構投資者，既可以是獲益者，也可能只是趨炎附勢的造夢者。

“一個超越經驗的新事物出現之初，總會不被人認可。但時間長了，自然會有人為它的存在價值進行辯護。”經歷過幾輪牛市的呂文已經見怪不怪。

 2.7萬億的茅臺市值，拉開一場無法錯過的醬香風口

“總有網友感嘆，為什么A股市值第一是茅臺，而美股第一是蘋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是人們正在用腳投票。”

 而最早為它辯護的，永遠最先來自于“自己人”，“你可以永遠不喜歡你不喜歡的東西，但請允許它存在”，在被批藝術價值不高時，郭敬明也反問過，“我今天就算不拍電影，所有人都看賈樟柯了嗎？”

汾陽人賈樟柯曾在短片《逢春》里拍攝了這樣一個場景，男主回到老家，拿出一瓶黃蓋玻汾為扭傷肩膀的父親療傷，而留守老家的女兒卻說，爺爺應該去醫院，要相信科學。

科學是否和白酒對立，光從酒企里每年微不足道的研發費用看，也不好判斷。但總有網友感嘆，為什么A股市值第一是茅臺，而美股第一是蘋果。

這個問題似乎很難分辨，但答案或許是人們正在用腳投票。

去年8月，茅臺名譽董事長季克良在一場訪談中說，年輕人不喝茅臺酒，那是還沒到時候。20 多歲還在玩，小孩子不懂事，不曉得需要好酒喝。

這位離開茅臺管理一線多年的老領導或許沒注意，就在那個時候，茅臺剛剛新招了290名90后大學生來做制曲工和制酒工。雖然不到300人的招聘規模，只是茅臺超3萬員工的百分之一。但這場社會化招聘吸引了普通和211、雙一流大學里共計超8千人次的報名。

白酒的燥熱，已從用工端出現了端倪。

28比1錄取率之下的工作，究竟有何吸引力？據說這兩個生產一線的崗位，每天工作8小時，每年2個多月的帶薪休假?；A年薪可以達到10多萬。若能獲得生產質量之類的獎項，年底還可以拿到大幾萬的獎金。

“茅臺已經不是小鄉鎮企業了，需要人才儲備。”一位知情人說，“而且茅臺的薪水可以算的是貴州省第一，比公務員還誘人。太多人眼饞，必須提高門檻，防止旁門左道。”

以茅臺2019年財報里的數據計算，撇開銷售崗位，茅臺2.6萬名生產、技術、財務、行政等普通崗位員工的年平均薪資是11.536萬元。

而官方統計顯示，2020年遵義平均工資7.51萬元，在崗職工7.8萬元，排名貴州省第二。與此同時，遵義的二手房房價只有6千出頭，三瓶飛天茅臺就能買下一平方米。

兩相比較，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沒有專業限制的制曲工和制酒工招聘，會吸引全國各地的高材生。

比如，211、雙一流批次里的第一名，是一位來自高考大省河南，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男生。普通本科批次的第一名，則來自貴州貴陽，畢業于西南交通大學。后者甚至同時報了兩個批次。其在一場1000米的體能測試中，以5分13秒的成績落選，但在另一場長跑測試中，耗時生生縮短近1分鐘，最終得到第三輪體檢資格。

“制酒、制曲是體力活，還需要老師傅傳幫帶，所以設置長跑測試。”一位行業觀察者告訴財經網產經，“生產一線工資穩定，想漲薪很難。但若帶著一身好技術從茅臺往外跳槽，年薪幾十萬并不難。畢竟，茅臺鎮太多醬酒廠了。”

根據官方數據統計，2019年，赤水河流域的醬香型白酒產能約為47萬千升，占全國醬香型白酒產能的85%，實現營收約1250億元，占全國醬香型白酒市場的90%以上。

“2018年我在茅臺鎮的酒店里住，10個有7個是茅臺核心的經銷商，3個是來找機會的?，F在再去茅臺鎮看，10個里面有3個是包括技開公司在內的茅臺集團的經銷商，另3個是其他品牌的經銷商，剩下的都是來買廠的投資人。做家電的、做房地產的都來了，甚至有錢的經銷商都不直接談代理，直接聊酒廠兼并。”正一堂戰略咨詢機構董事長楊光回憶道。

按照楊光的回溯，醬香熱由茅臺啟發，由終端反哺，最終讓風口在茅臺鎮完成了“內循環”。

“山東、河南一半的終端都擺上了醬酒，廣東則是由‘洋’轉‘醬’。粗略算，河南600億市場，有200億以上是醬酒，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飛天茅臺。”楊光向財經網產經分析道。“所以說，這一輪的醬香熱，準確意義上應該是‘再熱’——因為茅臺的燈塔效應，培育了更多次高端的醬酒消費空間。”

在楊光看來，2010-2013年，茅臺營收連續突破百億、200億和300億大關，是第一波醬酒熱。“但政策因素影響下，2013年到2015年，整個白酒行業低迷，飛天價格也從2200掉到820元。為了尋找第二增長極，2014年，茅臺成立醬香酒營銷有限公司，把茅臺王子酒、迎賓酒單獨拎出來，這可以說是茅臺系列酒，以及醬酒其他品牌開始找到發展空間的標志。”

根據財經網產經梳理，2015年-2019年，茅臺系列酒的體量分別是11.08億、21.27億、57.74億、80.77億、95.42億元。5年做到近百億的狂熱，直接加速了整個茅臺鎮的熱錢流入速度。

風口不拒絕任何人，而最早落子布局的，依然是行業里的頭部企業。

2016年，洋河并購貴州貴酒。2017年，勁牌茅臺鎮酒業公司成立。“選擇到茅臺鎮做醬酒的道理很簡單，就是到底是跟張飛混，還是跟趙云混。”遵義酒協副秘書長周山榮調侃道。

可要在茅臺鎮擁有一家自己的醬酒廠并不是靠錢就能砸出來。周山榮透露，首先，茅臺鎮空間有限，沒有多少土地能新增酒廠。其次，因為大家認可醬酒要從赤水河出，地理條件的不可替代性讓當地的用工成本“高居不下”。

“當地自己人開一個小酒廠，一個員工的工資成本都要12萬以上。過去我們說，茅臺是醬酒的‘黃埔軍校’，釀酒生產一線沒個三五年，練不成技術。那些十年以上的老師傅如果從茅臺出來，年薪至少翻個三四倍。”周山榮還透露，“某個業外資本投資醬酒廠的生產總監，年薪已經上百萬。人才緊缺是茅臺鎮常年持續的現象。”     

被批謀取“暴利”的經銷商，不想只打江山，不坐江山

“都來查我們經銷商，白酒也就這十年賺錢。過去價格倒掛，我虧本的時候怎么沒人關注我？”

 上游人才被追捧，下游經銷商卻正因瘋漲的實際成交價，承受前所未有的批駁。

以往，強龍難壓地頭蛇，本地經銷商多年積累的資源和經驗，是廠家準備進入新市場時，先去“拜碼頭”的原因。但當廠商共建，廠商共同體成為酒企的必備口號，這則概念本身所涵蓋的溫情已逐漸被現實消解。

“都來查我們經銷商，白酒也就這十年賺錢。過去價格倒掛，我虧本的時候怎么沒人關注我？”一位經銷茅臺20多年的經銷商向財經網產經抱怨，自己這段時間似乎成了各方敵視的對象。

“以前茅臺168元的時候，我們165元虧著往外賣，只能指望年底酒廠的獎勵。2003年那個時候，大家還喝不慣茅臺。是我們經銷商陪著大家喝，才把醬酒做起來。”

2000年，茅臺的營收只有10億左右，10年后突破百億。又一個十年后已接近千億。茅臺作為傳統制造業能有這樣的增速，在很多人眼中，離不開一批幫茅臺“打江山”的經銷商。但談及茅臺如今為抑制炒作頻頻新增的包括電商在內的各類直營渠道，是否讓經銷渠道邊緣化，這位大商感慨道，“這也是歷史趨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可歷史是普通人創造的。

“很多經銷商能在困難時候堅持，是對茅臺有感情。茅臺以前很低調，經銷商去酒廠，都有公司的人來敬酒，每桌至少兩瓶。當時其他名酒廠，哪有這個待遇？自己拿飯票去食堂吃就完事了。”這位大商回憶道。

但談生意沒法光談感情，其也直言，“我雖然支持1499賣，但別人從我這拿1499，轉頭賣2800，這合理嗎？”對于經銷商搭售其他酒，順帶完成其他品牌任務獲得返利的操作，其也表示理解。“你如果不給我一定的利益補償，我為什么要給你1499的價格？這畢竟是市場經濟。”

北京國際酒類交易所總經理朱力則認為，“洋酒有路易十三，也有馬爹利藍帶。我們也同樣應該區別飛天茅臺和茅臺系列酒所面對的不同消費人群。”

商業總有其荒誕之處。

許多名酒一次次調價，在經銷商眼中是刷存在感，在消費者眼中是辨識高檔的象征。但近3000的飛天茅臺，依然執著于做老百姓喝得起的酒?？赡茉谀暌癸埼⒉├锫冻雒┡_的關曉彤，才是“老百姓”。

“我們這的居民買古8、古16的多。”一位30多歲左右的古井貢酒安徽區域商超促銷員談到，“零售價358的賣220,零售價588的賣370。這個價格比較實在，是老百姓過年在家喝的。”這位節前臨時促銷員一天的日薪是130元，雖自稱沒有提成，但賣起貨來很是熱情。其覺著，如果帶孩子不忙，考慮當一個長期的促銷員，每月拿著3、4千元工資也不累。

能賺到錢的消息總是走漏的快。前述茅臺經銷商就透露，不少汾酒經銷商今年都賺了兩三個點。一位90后煙酒店“二代”也提到，青花汾20最近賣的比較火，因為酒廠給渠道的返利多。不過，其也承認，這兩年自己做生意不如上班，不確定因素太多。

與酒企相互博弈的經銷商與投資者，可以為他人造夢，也可自我催眠

“投資總能自圓其說，成功有一千個父親，而失敗是個孤兒。”

經銷環節人員口中的不確定性，常指的是酒廠的打款、提價。“一下打半年的款，酒廠慢慢生產慢慢發貨，把我們經銷商的錢都壓著了，何必這樣充面子？”一位名酒大商感慨道，“到年底就停貨，等你沒貨申請500箱配額不批，說發300箱，你是不是有感恩之心？那就按提價后的價格進貨吧。”這位大商這樣介紹酒廠和經銷商之間的博弈。

可讓經銷商壓力倍增的打款，在券商分析師們眼中是預收賬款，是體現渠道掌控力的資金蓄水池。讓經銷商們不得不接受的提價，則是能給酒廠利潤增加幾個點的利好消息。換做投資語言，就是白酒品牌壁壘高、業績確定性強的依據。

成功有一千個父親，而失敗是個孤兒。

白酒產業模式并未發生多少天翻地覆的改變，但卻在當下成為消費股的“神話”。一如前述所言，2013年，因各種黑天鵝因素影響，白酒算不上熱門行業。但被稱作“千億頂流”的易方達基金經理張坤，則從當年二季度開始重倉茅臺。

“至少應該在你的從業歷史上，有過兩三次敢于對抗市場。”張坤在一次公開訪談中談及自己的投資思路。

呂文也常常給自己催眠，“以前古井貢酒都ST了，突然有一天大街上又到處打廣告，現在又市值千億。我相信，我手上的金種子酒也有那一天。”

這位老散口中的三線白酒股，因在2019年出現2億的虧損，將2020年定位改革元年。但去年前三季度也凈虧超1億。只是，基本面如此，其依然在年底20天內實現股價翻番。更“出乎意料”的是，金種子酒最近宣布，因出讓地塊獲得收益，全年扭虧為盈實現凈利6500萬元以上。這意味著金種子酒勉強避開了被ST的命運，隨即第二天該股漲停。

越來越密集的財富神話，刺激了更多高收益的幻想。因最大的體量（千億），和對白酒股踏準節奏的重倉所實現領跑的張坤，由此讓飯圈找到慕強語境下的新客體，“IKUN”也成為多義詞。

但粉絲的愛總是廉價的，娛樂圈的頂流尚自知，今天愛我的粉絲，可能明天就會去給另一個愛豆接機?；鸾浝斫袢盏淖放?，很可能會因為投資策略的邊界所限在明日被證偽。

“其實圈里傾向于將對基金經理的評價放到更長一點的維度，比如三年。而不是一年的收益。”一位基金行業從業者談到，“我們也希望推一些中生代出來，別總那幾位明星。”

也許，白酒股的高漲已經是一個結果。而在當下，更多人考慮的是，如何從中分一杯羹，不與機會擦肩而過。

砸掉鐵飯碗的汾酒，淌出次高端擴容的紅利

 “一件事，總有兩面性，很難說誰對誰錯。正如機會到來時，你能做的，只有把握或被拋棄。”

 醬香熱，使白酒市場找到新的突圍機會，卻也倒逼著其他香型酒企的轉型。清香老大山西汾酒市值3000億+的“復興”，不在于香型信仰，而在于人事機制和產品結構的轉型。

 作為能源大省，在山西本地人眼中，除非家里“有礦”，去汾酒廠工作或許是最好的選擇。有知情人透露，汾酒內部按生產（車間）一線，（生產）廠部二線，公司機關單位三線的分類劃分工資。一線地位最高，一個生產班長至少年薪十來萬。普通穩定的釀酒工人也有8-9萬的工資。

而參考汾酒2019年報的工資費用，8389名非銷售人員平均工資6萬元。生產前線待遇高的感受符合實際。

但也不是誰都有進廠的資格。據說，汾酒很少社會化招聘，汾二代在集團內部并不少見。這些過去的子弟，在計劃經濟時代大多從幼兒園到中學都在汾酒下設的學校免費上學，長大后接了父親的“班”，住在公司的福利分房里，拿著產權“大紅本”，并在十幾年后能以十幾倍的價格出手自由交易。

“就像賈樟柯，他本就是汾陽人，他的很多同學也都在汾酒上班。在電影里植入汾酒，我們冠名平遙電影節，都沒怎么花錢。”在不少人看來，廠區子弟對汾酒有不容置喙的熱愛和忠誠。

可也有人質疑，近親繁殖的人力系統并不適合現代企業。2017年決定簽下三年改革軍令狀的汾酒黨委書記李秋喜曾直言，“企業里充斥著小富即安的傳統觀念、亦步亦趨的慣性思維、安步當車的惰性思想。”

李秋喜的焦慮，源于對曾經的“汾老大”是否錯過了稍縱即逝的行業升級機遇的擔心。2014年，白酒行業普遍收入下滑，尤以高檔名酒品牌備受打壓。但2015年，這批原本“受損”最嚴重的企業開始好轉，大多實現個位數增長。到了2016年，包括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水井坊、舍得在內的一批名酒紛紛提速至雙位數。

以在2015年底引入民營資本的沱牌舍得為例，2016年，沱牌舍得的中高檔酒收入增速超4成，低檔酒下滑2成。產銷量比較，定位更高的舍得產銷量增速均在6成以上，同期定位偏低的沱牌降幅在2成左右。而這三年里，汾酒39.2億、41.3億、44億元的的營收并未見有明顯改觀。

思想決定行為。正如機會到來一樣，你能做的，只有把握或被拋棄。

2015年，汾酒生產量下滑15.9%，其在年報中分析，白酒行業量價齊升的時代也不復存在，未來進入呈 L 型底部緩慢增長。名優白酒企業的中低端產品成為市場主導，市場定位將會進一步“接地氣”地向大眾消費為主體的中低端市場傾斜。

但在2016年，汾酒年報里的行業分析突然轉向，稱“個人消費拉動需求，名優白酒價格不斷上漲，個人消費升級驅動白酒行業整體回暖。”也是在那一年，汾酒開始在財報中將生產量細化為中高價白酒和低價白酒。

可彼時，企業的實際操作并未遵照新方向，更像是前一年發展中低端產品策略的延續——其2016年低價白酒的產量是中高價的3倍，43.57%的產能增速遠高于中高價白酒23.11%增幅。從銷量看，后者0.68%的漲幅，跟低價酒24.57%增速差距更大。

也正是如此，汾酒在財報中提及“白酒行業體制向混合所有制等更具市場化的體制方向轉型，體制變革將激發組織活力，提高整體效率”的判斷，更顯意味深長。

后來的故事，從汾酒瘋長的業績和股價里，大家已經略有耳聞——作為山西國企改革的“樣板”，汾酒2017-2019年三年年均收入增速達到36.77%，順利進入百億俱樂部。

而這與人事組織規則的變化關系密切——汾酒下屬營銷單位獲得了人事調配權，科級以上干部采用組閣式聘任。集團助理級以上領導干部和職能部門開啟進行公開測評，排名后三位的負責人，實行動態升降職機制。在某種程度上，這近似與互聯網大廠的“末位淘汰”。

但金錢撫平了這種嚴苛考核的疲累。

2019年5月，汾酒公告披露，以19.28元/股的價格向395位骨干人員授予568萬股股權激勵。今年5月，第一階段的解除限售期就將到來。按照汾酒前不久434元/股的價格，這些人的資產早已翻了超20倍。以部分高管5萬股的激勵核算，各自身價也在2千萬以上。

財富不止于汾陽城，賺的更多的還是投資人。2018年2月，華潤以51.6億元買入汾酒9915萬股，參與汾酒混改成為第二大股東，彼時的交易單價是每股52.04元。如今華潤3年投資收益漲幅超7倍，最高凈賺378億元。

“大家還蠻平靜的，廠里面不怎么討論股價。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股，有股份的人，就算賣還要交一大筆稅呢。”一位汾酒員工說道。在他看來，很多汾酒員工廠里一套房，市里一套房，平時在廠里上下班走路到家，挺知足的。

駛過急轉彎的古井貢，想要資源驅動以外的全國化增長

 “個人可以知足，但企業不能沒有危機感。在本地如何風光的龍頭，永遠不能忘記，進攻是最好的防守。”

不只是汾酒在產品結構層面調轉風向，意圖提升品牌溢價，遠在安徽的古井貢酒，也不安于只做一方霸王，寄期望于全國化來尋找新增量。

地處亳州的古井貢酒，曾在合肥開出當地第一家由外資管理的高級酒店，曾幾何時，它以70元的過橋米線、300元左右的標間費，還有少見的奢侈品商場聞名。而那個時候合肥普通職工的月薪也不過千元。

但更讓諸多前往者難忘的，則是它的地下停車場。因為地塊限制，駕駛者必須以大角度的連續轉彎駛入地下，高難度的設計讓墻體留下無數黑色刮痕。

這種連續急轉彎像極了古井貢酒本身的歷史。

2000年以前，古井貢酒一路飛馳到全國第二。其中，1997年的營收就已達到9.6億元，但此后凈利潤逐年走低，2003年開始連續虧損。直到2007年“緩過勁”，收入回暖至10億元以上，并摘下ST帽子。但時移世易，曾經的“能人”廠長王效金，于2007年因涉嫌受賄被捕，最終被判無期徒刑。兩年后，復旦教授史正富旗下的上海浦創以4.65億元的價格，摘得古井集團40%的股權參與改制。而這場股權交易在十幾年后，又因為一筆7億元的借款變成了“歷史遺留復雜問題”。

去年12月，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的一起案例顯示，上海浦創的母公司上海同華自2017年8月起，陸續從古井集團借得7億元。但面對古井集團的催要，同華公司方面認為，7億元借款是對浦創公司在古井集團的股東權益受損的一種救濟。

其在抗辯意見中提到，“古井集團10年發展帶來資產的多倍增長，其中的未分配利潤超過33億。由此，同華控股-浦創公司在古井集團的股東權益超過40億，應可分到的利潤分紅超過13億；足以覆蓋同華控股對古井集團的7億借款本金及利息。”

若以當下古井貢酒千億市值計算，上海浦創所持價值接近300億元。

同樣是在2017年，在古井貢酒釀酒車間工作了27年的班長焦攀，與老東家古井貢酒在亳州仲裁委達成調解意見，得以回到公司上班。其曾在一年前被解除工作，原因是2016年11月30日，公司紀委、總裁辦發現，釀造一部二車間下班人員偷竊近60瓶（550毫升純凈水瓶）原酒。而作為釀造一部二車間帶班長的焦攀，對此負有直接領導責任。

而根據后續的處理，這位“背鍋”的老班長，在決心回到公司“從勞務工做起”時，卻發現自己從事的是每小時8.5元的墊班工作，并非約定的勞務工。便再度提起仲裁，要求補發自2017年12月起算、每月4524元的工資。

員工管理一直是古井貢酒自認的不足之處。2015年，其在年報中提到“內部人力成本持續增高”，第二年，古井貢酒的員工人數便罕見的出現下滑。而在發生偷酒事件后，古井貢在當年財報中以“成長動力不足、懶散疲痞嬌”形容員工。

2017年，古井貢拋出“中國名酒各方面調整已基本到位，區域性名酒處于市場競爭夾心層”的判斷。作為徽酒龍頭，其在當年擴招38%，其中銷售人員由489人猛增到1500人。

銷售人員比老板還高的高薪，常是古井貢酒中高層對外宣傳的素材。例如，自皖北大區銷售起家的總經理助理朱向紅，2016年就任時，年薪剛剛百萬出頭，2019年則已達到306萬。而擔任總經理的周慶伍曾在2016-2017年連續降薪一半至51.78萬，直到2019年才回到百萬以上，可這仍不到朱向紅的一半。

“古井貢酒對安徽的銷售渠道滲透很深，一個省就有2000家辦事處。”一位知情人如此評價道。而這種渠道把控力也來自于古井貢的危機感。在合肥本地部分1919和古井貢酒的合作店鋪里，貨架上看不到劍南春等腰部產品，按照店員的說法，因為店鋪被古井貢酒“冠名”，除了茅臺五糧液，古井貢酒以外的其他酒不能展示。若實在需要可以定向調貨。

但這種排他式的渠道把控有極限，古井貢酒自己也有所發覺。2015年時，古井貢認為，“區域性競爭壓力猶存，需要更多資源保障。”2016年，這句話變成區域性競爭壓力上升。2017年的財報直言，自身品牌拉力依然不夠強勁，資源驅動擠壓式增長。2018年，古井貢酒再談“品牌不強，市場深耕仍依賴于傳統渠道。”

走出困頓的方式往往是改變打法，亦或開辟新戰場。后者對白酒企業通常意味著全國化，這一點，從古井貢自2016年連續贊助央視春晚的“高舉高打”便可窺見一斑。而其華北市場，也的確自2016年開始，止住了下滑態勢，從不到3億的體量拉升至5.6億元。

但無論是到哪兒，都無法回避和先一步全國化的品牌正面競爭。

一位知情人士向財經網產經透露了徽酒企業的杠桿操作——“有的經銷商為了茅臺五糧液，把錢都打給酒廠后，沒錢從其他品牌進貨。酒廠就貸款給經銷商，等經銷商找到銷路，他們再從酒廠發貨。這樣對經銷商而言也是杠桿，還省倉儲費。對酒廠而言，貨始終在自己手里，不會出現國有資產流失，也能控制發貨節奏。”

恰好，古井集團的官網上，也有些許對類金融業務的描述——古井集團100%控股的匯信金融是亳州市首家金融控股平臺，其拓展供應鏈金融，服務主業白酒，為白酒經銷商提供支持資金。

辦法總比困難多，想補回錯過的時間，總得多付出一些。汾酒與古井貢不愿只做茅臺時代里“偉大”的注腳，而想真正重回白酒名利場。

結語

出名要趁早，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大多數人很難判斷，看重的行業是風口正盛，還是在蒙眼狂奔。是匠心傳承，還是溫水煮青蛙。“我不建議年輕人在茅臺鎮待太長時間，待得久了，你的心態會放慢，沒有周邊牛人的刺激，你的觀念也會閉塞。”前述行業觀察者談到。

茅臺鎮給人的刺激并不比超一線城市少。比如那條200元一斤的赤水河魚，那家基礎價1588元/晚，但好像永遠被住滿的茅臺國際大酒店。

可如果相信存在先于本質，白酒業當下的種種荒謬與矛盾，在未來，或許都能得到解釋。但最怕的，就是用賺快錢的邏輯去理解這個產能有限、戰略調整周期漫長的行業。

“你看現在年輕人的心態多么著急，好像到了二十多歲，已經無處安放的感覺。”賈樟柯的同學徐浩峰在最近一期的《十三邀》感慨道，“是我們這代把生活搞壞了，我們給他制造了緊張，然后還埋怨他們。”